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式家具，都是从明清家具所分化、演变过来的。虽然中国古典家具以明清合称，但是二者又有明显的不同，这种差别主要体现在家具所表现的气质上，明式家具表现的是文人风骨，以黄花梨为贵;清式家具则体现出宫廷气韵，以紫檀木为尊。二者的产生都有其时代背景。
明式家具浸淫浓厚人文情怀
明式家具一向被誉为中国家具最杰出的代表，不仅由于其精湛的工艺，而更因为家具艺术中浸淫的人文情怀。
明代结束了蒙古的统治后，释放了大批身为奴隶的工匠，让他们变成平民，得以自由施展自己的才能，为明代家具的产生提供了人材储备;明初的休养生息让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，形成了明朝独特的市民文化，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，为明代家具产生奠定了经济基础;明朝统治者在文化上实行了一些举措，激励文人施展才能表现自己，极大地激发了文人的表现欲，一大批文人竞相投入到家具的制作中来，他们的加入为明式家具带来了浓郁的人文氛围。再加上明代郑和下西洋，从海外带来了大量名贵的黄花梨，为明式家具的产生提供了足够的物质保障。在“天时、地利、人和”的情况下，明式家具顺势而生。
明式家具的制作过程中，文人扮演的是设计、指导者的角色，因此文人们的审美趣味直接影响了明式家具的品种和形制。
为了指导家具的制作，明代很多文人发挥著书立说的专长，撰写了大量关于家具制作的著作：曹明仲的《格古要论》，高濂著的《遵生八笺》，谷应泰的《博物要览》，文震亨的《长物志》，王昕、戈汕的《蝶几图》都是其中代表。这些著作主要探讨的是家具的审美和气韵，提出了家具应以“古朴”和“精丽”作为主要指标。“古朴”指的家具风格要力求简练质朴，精丽”就是家具做工应精致、体态应秀丽。加之文人喜欢琴棋书画，他们又把这种爱好植入到家具之中，让明式家具有了独特的艺术品味。比如隐士曹明仲设计了别具一格的琴桌;戏曲家、文学家屠隆为方便郊游设计了叠桌、叠几、衣匣、提盒;戏曲家高濂为了既能读书、休息，又能花下卧赏而设计了二宜床、欹床;而清初文学家李渔更是设计了多功能椅，集暖椅、香炉、床、几案、轿、熏笼为一体，让明式家具的实用性与人文雅趣融为一体。
黄花梨色泽温润，纹理清晰，而且手感柔和，经岁月侵蚀日久，表面还能呈现出协调的自然光泽，沉静的肌理质感。不上漆，不上色，素面朝天，无需装饰却别有洞天。切合古人所说：“丹漆不文，白玉不雕，宝珠不饰，何也，质有余者不受饰也。”和文人追求率性、古朴、简单、自然的审美品味一拍即合。因而黄花梨在明朝一代，“三千宠爱在一身”，成为明式家居中的杨贵妃。
清式家具沿革传统制式
当清王朝入关后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家具制造依然延续明朝制式，清初李渔的著作《闲情偶寄》继承并发扬了明式家具理论。到雍正、乾隆时期，为了迎合清王朝统治者对汉文化需求，大量工匠被选进宫中，为皇家制作家具，质朴典雅的明式家具显然不符合皇室的身份，因此产生了极具宫廷意蕴的清式家具。
清式家具在风格上力求创新，极力在实用功能的基础上增添附加功能，清式书案、多宝格是为代表;选材上更加挑剔，开始追求雍容华贵。这时，明式家具木材的主角、走“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”路线的黄花梨开始显得不合时宜。再加上因为黄花梨木材短缺，不能满足穷奢极欲的宫廷需求，紫檀便开始走进宫廷家具设计师的视线。色泽深、质地密、纹理细的紫檀被认为更具有端重、典雅、静穆的皇家范儿，再加上清式家具为了表现皇室的雍容华贵，更重雕琢和装饰，紫檀质地更密，更容易被精雕细琢，更容易和黄金、珠宝、象牙等名贵材料匹配。因而，在清式家具中，紫檀取代黄花梨成为了清式家具的代言人。
虽然紫檀木家具自清代以来，一直被看成是权贵的象征，但是随着近年来国内人文精神的回归和黄花梨在西方的声名“出口转内销”的影响，黄花梨一时风光无二，逐渐成为了明清家具的新名片。
制式之争：三家争鸣苏作清
明清家具在世界家具体系之外自成一体，但是艺术造诣，明式远胜于清式。明清家具以区域流派来划分，“苏作”、“广作”、“京作”三足鼎力，但是“苏作”却集艺术之大成。
“广作”指的是以广州为中心的岭南地区。这里得风气之先，又接近红木产地，因此做工上更加大气，融合西洋的装饰风格。
“京作”特指的是宫廷作坊，为了体现皇家气派，在用料、装饰上极尽铺张之能事。以镶嵌金、银、玉、象牙、珐琅等珍贵材料，给“京式”家具堆起了强大的气场。工匠们把它看成秀技的舞台，王侯们把它当成斗富的战场，“京式”家具逐渐走入了华而不实的死胡同。
“苏作”指的是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，这里自古就是文明昌盛之地，精致的生活方式、浓郁的人文氛围，形成了“苏作”家具制造轻巧、空灵的风格。苏式家具常用小面积浮雕、线刻、嵌木、嵌石等手法，把名人字画、诗词、花鸟虫鱼引入其中，创造出了注重人体工学造型、讲究流畅完美的线条、精致简练的雕刻、科学精准的榫卯为鲜明特征的“苏作”家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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